两会上，一位来自农村的人大代表在审议发言时，直截了当地说，这两年“三农”政策是真好，农民得实惠也最多。不过，我还是担心，究竟还有多少好政策可以出台，好政策的作用究竟能够持续多久。我们盼望多为“三农”问题建一些规章，立一些法律，让“三农”的春天来得早，也能留得住，让农民年年都有好处得。这位代表的担忧恐怕不无道理。

　　这两年，国家解决“三农”问题的努力主要体现在政策上。政策好，局面就会好一些，政策出点偏差或者跟进的慢一些，就会带来不少被动。刚刚过去的２００４年，是中央对“三农”政策支持最直接、最有力的一年，也是农民增收最快的一年。耕地不交税，种粮有补贴，农村贫困家庭孩子免费接受义务教育等等，这些已经或者将要实行的好政策，不仅为“三农”工作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，也给农村繁荣、农业发展、农民增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好。

　　不过，政策毕竟不是法律，政策能解决的问题和显现的效应也是有限的。解决“三农”问题要走出“政策市”的怪圈，不仅要做政策的“加法”，更要多做“乘法”的事情。当前，在继续出台各种“惠农”政策的同时，要更加重视运用法律和制度的手段，调整农村经济社会运行中的矛盾冲突和利益关系。

　　事实上，“涉农”立法已经作出了不少努力，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，进一步完善“三农”立法已是当务之急。从代表们提交的议案看，希望修改涉农法律和建议设立新法的，占到了议案总量的一定比例。对农民而言，法律保障比政策保障更令他们心里踏实，就破解难题而言，法律的调剂能力要比政策引导能力宽泛得多。

　　“工业反哺农业、城市支持农村”，这是指导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。对９亿农民来说，他们更看重的是到底能拿出多少实际行动来。而让“行动”碰壁的往往就是各种业已存在的以“二元结构”为特征的体制性障碍。改善城乡关系，首要是着力推进城乡配套改革，特别是用法规的形式，把各项惠民政策稳定好、完善好、落实好，为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保证。